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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從先行先試到先行示

2019-12-18 116 作者:体育在线365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第九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再次證明,“先行先試”作為中國社會“漸進式改革”與制度變遷的操作路徑,在推動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實現的同時,又促進了先行地區制度創新的自覺嘗試與實踐,即以中央統一部署下為標志的,正式制度變遷主導下的誘致性制度變遷的自然發生。同時,“先行先試”還保證了制度變遷與社會轉型從局部向全局的穩步推進,形成了正式制度變遷與誘致性制度變遷相結合的富有績效的制度變遷模式。

7月24日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第九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強調:“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要牢記黨中央創辦經濟特區的戰略意圖,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踐行高質量發展要求,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要機遇,努力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城市范例。”

《意見》的提出是中央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是對深圳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歷史進程中地位、功能、使命的肯定,是對以率先改革開放而著稱的深圳這座年輕城市的厚重希冀,是對中國最成功的經濟特區的新時代新使命的鄭重賦予,是中國道路又一偉大實踐的時代性開啟。這必將會以深化改革的創新性實踐,為中國社會的制度變遷與現代化建設提供更具有說服力的理論支撐與實踐模式,從而為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提供具有可借鑒意義的發展中問題的中國解決方案。

2018年1月深圳市委六屆九次全會討論了《深圳經濟特區率先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先行區規劃綱要(2018-2035年)(討論稿)》,并明確了深圳率先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先行區的目標任務,當時使用的一個關鍵詞是“先行區”。在2018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考察廣東、深圳時寄予深圳新的歷史使命之后,深圳發展目標的一個關鍵詞從原先的“先行區”變成了“先行示范區”。

從“先行區”到“先行示范區”,意味著中央對深圳的要求更高了,要求深圳不僅先行,還要示范,而且是全面先行、全面示范。深圳不僅要對標最高最好最優,干得最好,還要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對其他地方起到探路示范、輻射帶動作用。

回顧歷史,“先行先試”是改革開放之初轉型中國賦予深圳經濟特區的“先天”品格,是正式制度變遷賦予經濟特區的政策“特權”,是非均衡發展戰略賦予經濟特區的需要智慧與勇氣的“優先”改革權,是“漸進式”改革開放賦予經濟特區的伴隨風險與成本的“試驗權”,更是經濟特區不朽之生命力的原因所在。40年前,深圳經濟特區憑借著“先行先試”的政策“特權”,在全國率先開啟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而艱苦的實踐。在“先行先試”的旗幟下,深圳經濟特區不僅曾把價值規律、市場競爭、勞動力商品、股票利息等最基本的市場經濟概念與實踐“輸送”到了全國,同時也曾使“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樣石破天驚的口號唱響神州。40年后的今天,“先行示范區”這一新時代新使命的提出,在肯定深圳經濟特區在中國社會制度變遷中的獨特功能與歷史貢獻同時,又以制度的力量向以“先行先試”起家的深圳,提出了更加需要勇氣與智慧來完成的進一步深化改革任務與要求。

如果說40年前建立經濟特區的使命主要是以其“先行先試”的實踐完全由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探索由普遍貧窮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那么40年后的今天,作為中國最典型、最成功的經濟特區深圳,其“先行先試”的實踐則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這一更加廣闊而深遠的目標。即在中國社會深化改革的歷程中,在創新型國家建設中,在拓展中國對外開放新格局的進程中,在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布局中繼續發揮“先鋒隊”“排頭兵”的作用,繼續提供可借鑒、可復制的經驗。

可以說,“先行先試”與“先行示范區”既邏輯相聯,又使命相繼。沒有曾經的“先行先試”的成功實踐,就不會有今天的“先行示范區”的新使命與新擔當;而“先行示范區”這一深化改革使命的完成,又離不開“先行先試”這一固有品格與精神的弘揚。對于深圳而言,二者的不同就在于時代所賦予的功能與使命的差異,即由于中國改革開放不同歷史階段所承載的改革內涵的不同,從而帶來其功能與使命的承繼性變化,如由率先改革開放到率先深化改革;由完成社會轉型到帶動社會全面發展。但是,其根本都是“率先”改革。

經濟特區作為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安排,在“摸著石頭過河”理念下,構成了中國漸進式改革的重要實踐模式,而“先行先試”“率先示范”“敢闖、敢干”又都構成了這一重要實踐模式的重要內涵與品質。如果說非均衡發展是面臨約束的一種發展方式,那么漸進式改革則是面臨約束的一種發展步驟,作為同一改革過程中相互支撐、相互推動的兩個方面,它們共同保證了中國改革開放歷程中強制性制度變遷主導下的誘致性制度變遷的自然發生;保證了轉型進程從局部向全局的穩步推進;保證了體制內改革與體制外推動的有效相結合;保證了經濟的市場化與全方位改革的漸進式發生與實現;保證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相互協調,從而以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實踐,證明了中國道路的實踐價值與現實意義。

中央創辦經濟特區的戰略意圖告訴我們,經濟特區在中國絕不是一個暫時的經濟現象,也不是單純的特殊政策的產物,更不是一種權宜之計。作為特殊政策的產物,它完成了中國社會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探索與示范的使命;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它是在一個非均衡發展的大國里,以最小代價實現社會轉型的最佳路徑選擇;作為漸進式改革的重要的實踐模式,它降低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風險并提高了制度變遷的績效;作為中國道路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它以有序建立政策性增長極(經濟特區、自由貿易試驗區、大灣區)的方式,不斷釋放出足以改變、形成中國經濟新版圖的“集聚效應”與“擴散效應”,成為中國社會實現現代化的一條具有制度績效的“捷徑”。而深圳作為擁有自由貿易試驗區、位于粵港澳大灣區的中國最成功的經濟特區,從“先行先試”到“先行示范區”,即很好地踐行了中央創辦經濟特區的戰略意圖,又卓有成效地詮釋了中央創辦經濟特區的戰略意圖。

中央創辦經濟特區的戰略意圖還告訴我們,經濟特區絕不只是一座城市,它是中國社會制度變遷路徑的探索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營建的先行者,是中國道路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經濟特區成功的實踐證明,人類社會發展的道路或模式不只有一種,而中國提供了一種有別于西方模式的一條道路,這條道路使中國人民對制度優勢的自信不斷增強,從而獲得了人民對改革開放的普遍支持與認可。所以,中國經濟特區的形成,遠遠大于一座城市的形成;經濟特區的成長,遠遠高于一座城市的成長;經濟特區的發展,遠遠重于一座城市的發展;經濟特區的影響力,也遠遠超越一座城市的影響力。我們只有把對經濟特區理解與研究放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才能說明、認識、理解經濟特區獨特作用與使命,才能尋找到中國制度變遷的演進路徑,才能發現中國道路的理論機理,才能尋找到“中國奇跡”發生的原動力,才能真正說清楚經濟特區為什么會以路徑依賴的方式,為中國社會的制度變遷提供一條可復制的發展道路,才能真正理解中央創辦經濟特區的戰略意圖真諦。

深圳經濟特區作為最早實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地方,她不僅擁有40年改革開放的物質財富積累,還擁有40年改革創新的精神財富積累,更有在向國際慣例學習的過程中所積累下來的良好的社會規制和法律環境的積淀,這一切無疑都將成為深圳經濟特區完成新的歷史使命的得天獨厚的物質與制度性資本。當然,經濟特區要完成新時期的新的歷史使命,無疑還需要繼續具備、保持構成這座城市特質的某些獨特品質,如率先改革的勇氣、“敢闖”“敢干”的魄力、敢為天下先的氣概、實現改革的智慧、實施改革的藝術等等。毫無疑問,最重要的還是要擁有承擔改革風險的大無畏精神和擔當情懷。對今天的深圳而言,上述品格就是創造奇跡的資本!

今天的深圳,作為與香港共同形成的粵港澳大灣區的三大極點之一,作為國際科創中心建設中最具有輻射力與影響力的引擎城市,她不僅僅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增長極,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宏偉框架下的全方位改革發展的示范市。如果說40年前經濟特區的主要功能,就是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中率先實現、示范、完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構建,并在全國范圍內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普遍確立。那么今天,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日漸深入,隨著人們對中國社會更加深刻的制度變遷的深切期待,“先行先試”必然會被發展的需要而賦予更加深廣的時代內涵和更加深遠的改革使命。諸如探索、實踐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制度環境、運行規制和法律體系建立的方式;探索、實踐深化行政體制機制改革、構筑全民普惠共享的社會保障體系、營建體現激勵和效率的社會創新機制的途徑;探索、實踐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可持續發展、完成供給側改革的路徑;探索、實踐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全面實現現代化的新舉措等等。這也正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本內涵。

《意見》的出臺再次證明,“先行先試”作為中國社會“漸進式改革”與制度變遷的操作路徑,在推動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實現的同時,又促進了先行地區制度創新的自覺嘗試與實踐,即以中央統一部署下為標志的,正式制度變遷主導下的誘致性制度變遷的自然發生。同時,“先行先試”還保證了制度變遷與社會轉型從局部向全局的穩步推進,形成了正式制度變遷與誘致性制度變遷相結合的富有績效的制度變遷模式。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建設中,深圳將會把既體現社會經濟發展整體水平,又反映人們社會福祉分享的公平程度;既體現社會整體文明高度,又反映每一個人自由選擇權利的“高質量發展”理念,高高地寫在“先行先試”的旗幟上。